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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概述（第1页）

考古遗址公园是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对考古类文化遗产资源的一种保护、展示与利用方式，是在大遗址保护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了一定基础后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国家文物局编：《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4页。]。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促进良渚遗址保护利用与当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举措。

2009年6月12日，国家文物局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论坛在广泛交流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对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义、建设的意义、需注意的问题等进行阐释。

一、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义

《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指出，考古遗址公园立足于遗址及其背景环境的保护、展示与利用，兼顾科研、教育、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是我国大遗址保护实践与国内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相结合的有益尝试，是加强大遗址保护、深化大遗址利用与展示的有效途径，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色，符合现阶段大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

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在《让大遗址如公园般美丽》一文中指出，大遗址保护的工作重心正在从最初的宣传和引导，争取各级决策者的支持和各相关部门的配合，转入从方式、方法上研究和探索进一步深化的途径。在继续加强考古和保护工作的基础上，遗址的展示与利用将是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国外的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概况

以考古遗址为依托建设遗址公园的做法在国外早有先例。美国1916年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目前下辖70000余处古迹遗址。美国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址卡萨格兰德遗址，1918年成为第一个被纳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体系中的考古遗址。此外，还包括了3800处建于6世纪至12世纪的阿那萨基印第安人遗址的梅萨沃德国家公园，以及包括大量1020年至1110年间阿那萨基印第安人查科文化达到鼎盛时期遗址的查科文化国家历史公园，两者分别于1978年和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此外，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的考古遗址公园还包括希腊的雅典卫城考古遗址公园、柬埔寨的吴哥窟遗址公园、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考古遗址公园、意大利的庞贝考古遗址公园、突尼斯的迦太基考古遗址公园和杜加考古遗址公园，以及摩洛哥的沃吕比利斯考古遗址公园等，这些均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日本，遗址保护始于1922年，但直至1965年，仍以“现状保存”为主。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土地开发热潮席卷全国，遗址保护受到巨大冲击，连著名的平城宫遗址都一度受到威胁。在这种形势下，遗址展示与利用的重要性逐渐显现。一方面要通过多种展示手段的综合运用，将遗址以更加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普通参观者；另一方面通过对遗址整体景观的精心塑造，使遗址成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游览胜地。大室公园、吉野里历史公园、飞鸟公园等都是日本考古遗址公园中的上乘之作。

（二）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情况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在我国是一个实践操作先于理论研究的新生事物。1983年，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将圆明园遗址确立为遗址公园，园内实施了一系列遗址保护展示项目。1985年，北京大兴建成了团河行宫遗址公园，此后又相继建成了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等。迄今为止，北京名为遗址公园的景胜已有10多个。此外，南京也建设了明城墙遗址公园，合肥建设了三国遗址公园。2008年11月，我国首个地震遗址公园——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问世。

遗址公园这一概念正式进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始于2000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此后，又相继批准了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和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在《“十一五”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中遗址公园建设被明确提出，并得到了各地的积极响应。2010年10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首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分别是北京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吉林集安高句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江苏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河南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四川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陕西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浙江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意义

考古遗址公园是国际通用的、并已日趋成熟的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模式，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一）考古遗址公园有助于进一步加强遗址保护和展示

大遗址保护涉及考古、保护、管理、展示、科研、环境整治、土地利用、产业调整、人口调控、资金投入等多项内容，是综合性社会系统工程。遗址公园为在一定范围内统筹落实这些部署，开辟并维系了相对独立的空间，不仅可以有效抵御城市建设对遗址的蚕食，净化、美化遗址环境，并能依靠自主运营维护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可持续性。各类辅助设施的建设使遗址展示更加系统化、人性化，游客体验得到进一步优化。可以说，遗址公园为遗址增添了一道新的防线，可以有效捍卫遗址尊严，提升遗址的社会形象。

以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在实施了615户农户、46家企业的拆迁工程后，约5.9平方公里的城址区被全部腾空，接下来考古和保护、展示工作如同在一张白纸上铺开，无须做出任何避让，遗址保护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这在多年前是当地文物工作者未敢有过的奢望，如今却已借助考古遗址公园的设想变为现实。

（二）考古遗址公园有助于进一步实现遗址的社会价值

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一是要将其完好地保存下来传承后人，二是要实现这一宝贵资源在当代的全民共享。共享的前提是公众乐于接近遗址，乐于认识和了解遗址。以往的经验表明，单凭宣讲和呼吁所能触及的范围和达到的效果十分有限。让遗址以公园这种轻松愉悦的形式出现，可以有效拉近遗址同百姓的距离，使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群众自发地走近遗址，感知遗址，热爱遗址。

我们强调文化遗产的教育功能，遗址公园里有着真实、生动的教材，所有参观者都是前来感受历史教育的学生；我们提倡公众考古，遗址公园提供了开放的讲堂，考古的学科理念、研究方法、工作流程、成果揭秘等各个层面都可以在此得到生动展现和传播；我们呼唤全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遗址公园是一个现成的宣传平台，文物保护成就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得社会的认知和共鸣……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展示和模拟复原展示等都依托了外部优美怡人的绿地空间，灿烂的古代文明与良好的外部环境共同构成了遗址对游客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三）考古遗址公园有助于大遗址保护进一步融入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

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在于使用，而在于存在。文化遗产保护投入的成果通常表现为遗产现存状态的无声延续，难以获得直接可见的产出，这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备受冷落的原因之一。遗址公园为文化遗产保护投入寻找到了一种回馈社会的方式，这种回馈落实到公园这一城市不可或缺、百姓喜闻乐见的载体上，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深化城市特色，还表现在拉动内需、解决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丰富城市功能等诸多方面。遗址公园还可以缓解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土地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有机结合，使两者从以往的冲突关系转化为现实中的双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到来，大遗址保护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借助遗址公园建设，与城市发展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这是大遗址保护得以顺利开展的有效保障。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示范。通过资源整合和合理规划，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仅为遗址保护和展示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和完善的设施，同时改善了当地村民的居住条件，引导他们合理参与公园的各类经营活动。以遗址为依托建成的考古遗址公园和优美的农业生态环境现已成为杭州市民于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

（四）考古遗址公园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大遗址管理体制

加强大遗址管理是做好大遗址保护必不可少的条件。近年来，大遗址保护工作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受到了许多诸如管理体制不顺、机构不健全、人才匮乏、资金短缺等问题的制约，完善管理体制是一项迫切却困难重重的任务。遗址公园这一新模式的提出，使得各地根据新形势下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在短期内整顿和重新建立畅通而高效的管理体制成为可能。大遗址保护特区旨在针对重要大遗址建立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实施以遗址保护为首要目标，统领全局，带动其他各领域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其中，完善而高效的管理体制是关键。遗址公园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现有的大遗址管理模式必然要为之做出调整，以为确保其独立运营提供相关资源和充分的自主空间；同时，在遗址公园内部，所有工作都必须围绕遗址保护和展示有序开展，任何有悖于此的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得到有效遏制。因此，遗址公园的建设必将为未来的大遗址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三、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需注意的问题

（一）要准确把握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避免舍本逐末

考古遗址公园不是建于遗址上的主题公园。前者展示的是遗址本身及其价值，阐述的是真实的历史，容不得半点涂抹和篡改；后者是基于历史素材的创作，展示的是现代人的思维和想象，允许一定意义上的虚构和夸张，两者存在本质区别。考古遗址公园不是建筑师竞技的舞台，这里的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遗址。任何展示设施都是遗址的陪衬，其存在的意义是凸显和释读遗址，绝不应让现代感的创意、张扬的设计、华丽的材料等无关事物干扰甚至妨碍人们观察遗址、反思历史。

考古遗址公园不是游乐园，任何建设项目都必须谨守不破坏遗址的原则，各类保护与展示措施都应当可逆且可识别，举办的各类活动都应当与遗址的内涵和价值相协调。考古遗址公园不是普通的旅游景点，需要科学评估遗址的游客承载力，合理限定游客数量，绝不可为了追求门票收入而盲目扩大游客数量，以免对遗址产生不利影响。此外，还要注意控制好考古遗址公园的整体氛围和游客秩序，规范园内的各类经营行为，不要让遗址公园沦为运动娱乐休闲或商业经营场所。

（二）要坚持持续开展考古与保护研究，避免一劳永逸

充分的考古研究是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基础。必须对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必要的发掘和研究，全面了解遗址的性质、内涵、范围和布局，合理推测原有地上建筑的形制、形态，准确判断该区域地下可能埋藏遗存的分布，只有掌握了这些信息，遗址的保护和展示才具备充分的科学依据，遗址展示内容才能更加丰富、系统、深入。同时，遗址公园的建设应为未来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预留充分的空间，促进考古工作持续地开展下去。

此外，遗址展示要设法表现出考古工作者长年累月默默无闻的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这是对我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各阶段考古学人应有的尊敬和礼遇，是他们科学细致的工作为我们发现和揭示了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他们才是考古遗址公园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遗址安全是遗址公园所要考虑的首要内容，持续开展遗址保护研究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保护理念、保护措施、保护技术、保护材料和保护工艺等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更新和发展，遗址的保护研究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松懈。在此基础上，考古遗址公园还需建立完善的监测机制，并配置必要的监测设备，实施长期监测，及时处理遗址的任何不良变化，确保遗址安全。

（三）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要循序渐进，坚持精益求精

我国大遗址以土遗址为主，本体脆弱，残损严重，这使得考古研究工作极为艰难。一个很小的疑问可能会连续困扰几代学者，全面认识和阐述一处大遗址更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应时刻秉承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统筹规划，合理部署，以足够的耐心和恒心，将每一个环节做细做精。此外，考古遗址公园并非要在全部建成后才能向游人开放，局部建成并开放是检验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和建设得失的重要环节，可以通过获取各类参观者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和完善考古遗址公园下一步的工作。

（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应注重自身特色，避免千园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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