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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考研，历史学考研考哪些科目

按：本文选自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

政治舆论一向、并将永远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紧密相关。历史经验正是我们据以相信我们的种种政策和制度之为可欲的主要依据，而我们当前的政治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左右我们对历史的解释。然而，如果说人们不会从历史中汲取任何教训的看法未免有点悲观，那么，我们也不免会怀疑，人们所了解的是否确系历史真相。历史事件当然是人类经验的源泉，然而，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却并非取决于客观事实本身，而取决于他们历史记录和解释，他们所能接触的只能是这些。很少有人会否认，我们对于不同制度之好坏的判断，基本上取决于我们对它们过去的效果之把握。政治理想或政治观念中，恐怕没有几个不涉及对整个历史进程之看法的，而历史记载，恐怕也没有几个不是被用为某些政治目标之符号的。然而，在当前指引我们的历史信念并不总是符合历史事实；有时，历史信念与其说是政治信念的后果，不如说是政治信念的前因。在塑造舆论的过程中，历史迷思所发挥的作用也许与历史事实不相上下。不过，除非我们赖以得出我们的结论的历史记载本身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就不要指望能从历史经验中受益。

因此，历史记录者对于民意的影响，很可能比那些创造新理念的政治理论家的影响更持久、也更深刻。而那些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新理念，似乎也通常不是比较抽象的理论，而是对具体事件的解释。就此而言，历史学家比起理论家来，对于民意的影响要更直接一些。早在职业历史学家奋笔疾书之前，当下关于目前事态的争论就将对这些事态形成一套明确的认识，或者也许是好几套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将影响当前的讨论，也会使人们对新问题的看法出现分歧。

当下的历史观对于政治看法的这种深刻影响，比起从前来，似乎不大容易看得清楚。一个原因可能是，很多现代历史学家的抱负是进行完全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先入之见影响的纯科学研究。这当然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因为这是学者所肩负的崇高使命，那么，具体到历史学研究，学者们当然需要厘清历史事实。在回答有关历史事实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规定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历史学家不能得出共同的结论。不过，从一开始，在决定什么样的问题值得回答的时候，就已经涉入了个人的价值判断。面对一个时期的历史或一系列历史事件，如果没有关于社会过程的错综关系的种种理论，如果没有一定的价值观，能否写出这段历史，实在是大可怀疑。历史编纂，是与历史研究有所区别的，我们起码可以说它是一门具有强烈艺术色彩的科学；如果试图编纂历史的学者没有明确意识到，他的任务就是按照一定的价值观对历史进行解释，那么，即使成功了，也只能是自欺欺人，成为他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偏见的牺牲品。

可以说明历史学家的著作之巨大影响力的最好例证，莫过于英国“辉格党人对历史的解释”，这群历史学家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塑造了英国的政治气质，在相对较短时间内也塑造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特质。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通过自己摸索熟悉创建了自由主义传统的政治哲学家的著述的人，很多都是通过哈勒姆（译注：Henry Hallam，1777-1859，英国历史学家，著有《中世纪的欧洲》、《欧洲文学引论》等）、麦考利（译注：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辉格党人，著有《英国史》、《古罗马之歌》等）或格罗特（译注：George Grotey，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希腊史》12卷）和阿克顿勋爵等人的著作而真正消化吸收了其自由主义传统的精髓。重要的是，现代英国历史学家比其他人更积极地贬低这种辉格党人传统，后来一位学者曾经写道，“那些也许是在年轻人的严酷心态的误导下希望清除这种辉格党人解释的人士……清理出了一间房子，而揆之常理，这样的房子是不可能一直空下去的。于是，他们为人世间的种种恶行（seven devils）打开了方便之门，就是因为这些是新来者，所以它们必然会比前面的更恶劣。”。而且，尽管他依然说，“辉格党人的历史学”是“错误的”历史学，但他仍强调，它是“我们的一份遗产”，“它曾经对英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辉格党人的历史学”从某些角度看是否确实是“错误的”历史学，这个问题恐怕还不到盖馆论定的时候，不过，我们这里无法进行探讨了。不过，它创造了19世纪那种有利于自由主义的氛围，这种正面效应是无可置疑的，而通过歪曲历史事实，当然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辉格党人的历史学主要是一种政治史，它所依据的重大历史事实都是众所周知、确定无疑的。它或许没有在所有方面都达到现代历史研究的水平，但它让亟待人从小就真切地感受到了几代人他们的祖先为他们争取到的政治自由的价值所在，并且成为他们维护这一伟大成就的指南。

辉格党人的历史阐释随着自由主义的衰落而渐成明日黄花。然而，是否由于现在的历史学声称自己更为科学了，因而它的叙述就变得更为可靠，而那些曾经对人们的政治观念发挥过巨大影响的专业领域[指政治史——译者注]，可以成为更值得人们信赖的指南，却是大成疑问的。政治史确实已经严重地丧失了它在19世纪曾经拥有的那种力量和魅力；举个例子，我们当代的历史学著作的发行量和直接影响力，是否能与麦考利《英国史》媲美，实在令人怀疑。不过，我们当前的政治观念受历史信念的影响的程度，却并没有减弱。随着人们的兴趣从宪政问题转向社会和经济领域，现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历史信念主要就是对于经济史的阐释。下面的说法可能并不过分：社会主义对历史的阐释主宰着过去两三代人对政治的思考，而它主要地就是一种对经济史的具体看法。

大多数人，当听到我们说，他们的政治信念曾经受到某种关于经济史的观点的影响时，作出的反应是：他们可从来都对经济史没有兴趣，也从来没有读过这个学科的任何著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附和别人，把某些经济史学家在这样那样的时候编织出来的神话奉为颠扑不破的事实。在新的政治理念为一般公众所接受的间接的、迂回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即使他发挥作用需要很多中转过程。只有经过好几个步骤之后，他对历史的描绘才能为公众所知；得通过小说和报纸、电影和政治讲话，最重要的是通过学校和日常交谈，普通人才能形成他对历史的看法。然而，归根到底，即使是那些从来没有阅读过历史学家的一本著作、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历史学家的名字的人，也是透过历史学家的眼镜来认识历史的。比如，人们对工会的演变和后果的看法，人们相信所谓的垄断不断增长的趋势，以为是竞争导致企业故意毁灭商品库存（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发生这种事件，都是垄断的结果，并且通常是政府授予的垄断的结果），人们也相信，有益的发明创造会导致压迫，关于“帝国主义”的根源和后果的看法，军火工业或者更一般地说“资本家”是发动战争的罪魁，如此等等，差不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民俗。当得知下列事实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一定会极为惊讶：对于上述种种问题，他们信以为真的绝大多数东西，其实都不是可靠的历史事实，而是神话，是由一些政治核心人物炮制出来，有些好心人觉得这些东西合乎自己胃口，于是就替他们广为传播。历史学家需要撰写好几本类似本书这样的著作来揭示人们——不仅仅是激进分子，还有很多保守人士——关于这些问题普遍持有的信念，并不是历史事实，而不过是政治神话。对于上述种种议题，我们这里所能做的只是向读者推荐若干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可以使他了解关于研究这些重要问题的知识现况。

不过，在所有这些神话中，有一个最离谱的超级神话，人们经常用它来贬低令我们当今的文明受益匪浅的经济体系，本书就专门探讨了这一超级神话。这个神话就是：随着“资本主义”（或者是“制造业”、“工业制度”）的兴起，工人阶级的状况反而恶化了。有谁没听说过“早期资本主义的惨状”？有谁没有下面的印象：这种制度的出现，给从前知足常乐、心满意足的广大民众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新痛苦？我们可能恰恰是在维护一种已经臭名昭著的制度，人们指责说，这种制度，最起码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使社会上最贫穷、人口也最多的那部分人的境遇恶化了。社会上无所不在的对“资本主义”的强烈谴责与下面的信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可否认，竞争性秩序确实带来了财富的增长，但其代价则是降低了社会中最贫穷的人口的生活水平。

经济史学家确实曾经广泛地传授这种历史论述。然而，稍微仔细地考察一下历史事实，就可以彻底驳倒这种看法。不幸的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争论已经决出胜负之后数十年了，公众似乎仍然相信，那些古老的神话是真理。这种看法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在它已经被证明完全违背历史事实之后，它仍然可以决定大众的意见，这两个问题都值得进行一番严肃认真的考察。这种看法通常不仅可以在敌视资本主义的政治文献中看到，甚至能在总体上赞成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著作中看到。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下面一段出自鲁杰罗久负盛名的《欧洲自由主义史》中的段落：

“恰恰是在工业迅猛发展的时期，工人的的状况却恶化了。雇主千方百计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工厂雇佣妇女和童工以压低工资；工人已经切断了于其教区的联系，可以自由迁徙，集中到劳动力需求最迫切的地方，自己内部展开了激烈竞争，从而使市场上的劳动力更加廉价：在经济告诉增长时期，由于人口和消费者不够稳定，必然会导致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业危机，失业的队伍一次又一次地膨胀，成为饥饿大军的后备军。”

即使是二十多年前说这种话，我们也不能稍予原谅。就在这本书出版之后一年，最杰出的现代经济史学家克拉法姆爵士就非常正确地抱怨说：

“一直到《人民宪章》（the People’s Charter[英国宪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章，1837年由木匠WilliamLovett]领导创立的“伦敦工人协会”集体拟订。——译者注）和世界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首次大型博览会——译者注])之前的某个日子之前，工人阶级的境遇一直在恶化，这种错误信念真是根深蒂固，难以根除。而历史的真相是：在1820-1年价格下跌之后，总体来说，工人的工资——当然不是每个人的工资——的购买力确实要比革命战争和前拿破伦战争前要高；由于这一历史事实与传统的看法完全相反，所以，人们根本就置之不理，而社会历史学家从来就不重视统计学家提供的工资和价格统计数据。”

就一般公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而言，今天，局面并没有多少好转，尽管连那些曾经大力传播过相反看法的人士大多数也不得不承认历史的真相。很少有人像哈蒙德夫妇那样积极地宣传那种传统看法：19世纪初期工人阶级的境遇变得异常糟糕；人们经常引用他们的著作来证明这一点。然而，到了晚年，他们也直言不讳地承认：

“统计专家告诉我们，当他们将他们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按次序排列后，他们很满意地发现，人们的收入在提高，就在大多数人怨声载道，义愤填膺的这个时期，比起18世纪来，他们并没有变得更穷；此时就如同秋天进入，人们已经开始在沉默中逐渐成熟起来。当然，证据仍嫌不足，对它的解释也不能过于简单，但这种一般性的看法或许多多少少是正确的。”

对他们的著作对公众的看法已经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言，这些话已经于事无补了。比如，在最近一本全面研究西方政治传统的历史著作中，我们依然能够读到下面的话：“但是跟一切伟大的社会试验一样，劳工市场的形成是代价高昂的。最重要的后果是它导致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急剧下降。”

我还想进一步指出，当我拿到罗素的最新著作，我发现，这种传统看法依然几乎霸道地主宰流行的著作中。在这本书中，仿佛是为了再次确认这种看法，罗素脸不红、心不跳地说：

“工业革命在英国和美国都造成了难以言表的悲惨状况。我觉得任何一位学习经济史的学生都不会怀疑，19世纪初期英国的平均幸福程度要低于百年之前；而这种状况几乎完全是科学技术招致的。”

如果一个较有头脑的的外行相信，出自罗素这样的作者之口而又如此斩钉截铁的话不可能不是真理，我们是不应当责怪他的。如果罗素也相信这种陈腐看法，那么，当我们发现今天版本众多、发行成千上万册的口袋本经济史都在积极地传播这种错误看法，我们当不至于过于惊讶。而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小说，也几乎毫无例外地以动人的笔触讲述广大工人的境遇突然恶化的故事。

我们现在知道，历史上发生的实际情况是，工人阶级的境遇一直在缓慢而不规则地改进，而对于外行来说，这样的历史真相当然不怎么令人兴奋，也不是那么趣味盎然。他已经习惯了抱有一种期望，就是历史不会是平平淡淡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历史根本就不是一个必然的进步过程，在这之前的若干世纪中，穷人的境遇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而只有到了人类试验那种他一直以为是导致穷人境遇悲惨的制度之后，我们才可以期望工人的境遇持续地得到改善。

在讨论现代工业的兴起对劳动阶层的影响的时候，人们几乎总是要提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生活状况，然而，他们所提到的巨大变化其实早就发生了，到当时已相当久远了，并已大大超出英国一国范围。在英国已被证明对财富的迅速提高很有利的经济活动自由，最初可能不过是17世纪革命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的几乎是偶然的附带结果而已；只是在其正面效应被人们广泛注意到之后，经济学家才开始着手解释其间的关联，并要求取消对仍然限制商业自由的种种壁垒。这一点从多个方面误导了人们，当人们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仿佛它是在18世纪末突然出现的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制度；我们在这里使用“资本主义”一词，因为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名词，但我们也是非常勉强使用这个词的，因为，它的现代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社会主义立场上解释我们所提到的这段经济史时所赋予的。通常这个概念都与失去了财产的无产阶级的兴起的观念相提并论，这个时候，当这个词尤其具有误导性，资本主义通过某些迂回曲折的过程，剥夺了无产阶级对于其劳动工具的正当的所有权。

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兴起之间真实的关系史，与这些论证群众遭受了剥夺的理论告诉我们的几乎完全相反。历史真相是，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对与绝大多数人来说，拥有劳动工具是他们维持自己生存或至少具有养活家人的能力的基本条件。那些自己不拥有必要的工具而通过为他人劳动养活自己的人的数量，一直只在人口中占很小比例。大量耕地和工具代代相传，这限制了整个社会能够存活的总人数。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先人留下的耕地和工具，人们就只有饿死，或者无法养育后代。对于一代人来说，很少有积累工具的激励和可能性，而这却是使大量后代存活的基本条件，因为使用额外人手的优势主要局限于劳动任务的分工提高工具拥有者的劳动效率的场合。只有当从使用机器中获得更大的收益时，才能为他们的投资既提供手段也提供机会，正是这些投资使得急剧增加的人口越来越有可能存活下去，而在过去，人口这样急剧增长，必然导致其早早夭折。数百年间实际上始终停滞不前的人口数量终于开始急剧增长。于是，可以说是由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无产阶级终于摆脱了从前那些没有工具的人的命运，尽管不拥有工具，但他们仍能存活，而放在以前，他们的生活必然要降低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正是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新雇佣机会，使额外增加的人口得以存活成长。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正是资本的增长才使无产阶级得以形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资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大量没有从父辈手里继承下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工具的人们，仅仅靠自己的劳动就可以养活自己；这些人必须先有资本，然后才能生存，但后来这些人却宣称分享资本是一种权利。有些人发现，下面的作法是符合自己的利益的：大规模地使用他们的收入提供新的生产工具，如果没有这些工具，另一些人就根本无法自己养活自己；这种作法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那些人提供工具的时候并不是出于慈善动机。

对于现代工业的兴起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统计学可以向我们提供生动的说明。这些统计数据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与通常的看法相反的，人们认为，工厂制度的兴起对广大群众带来了有害地影响，不过，我们此处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一点。而除了下面的事实我们也不用再多说什么：只要那些产出达到一定水平的人口的数量增长，必然就出现人口的同样比例的增长，尽管可能最贫穷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一定能得到实质性提高，但平均的生活水平是可以得到很大提高的。跟本文的问题有关的是，人口、尤其是制造业人口的增长，至少在所谓的工人的状况严重恶化之前两三代人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这里提到的这个时期，也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问题在历史上首次引起普遍关注的时候。实际上，当时的人们的有些看法就是今天的人们的不少看法的主要来源。因此，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种与历史事实完全相反的印象，是如何为当时的人们普遍信持的。

显然，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逐渐注意到了以前被忽略不管的事。已经获得的健康和福利水平的提高本身，抬高了健康和福利的标准和人们的期望。过去看来似乎是天然的、不可避免的状况，即使相比过去已经有所改善，也会被认为是与新时代理所当然应该提供的机会不相称。由于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得比以前更快了，于是，经济上的苦难看起来更扎眼了，也似乎更没有正当性了。有些人的命运开始引起人们的义愤和惊慌，当然，这并不能证明这些人的境遇变得比其父母或祖父母还糟糕。有种种证据表明，社会依然存在严重的不幸，但是没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不幸比以前更严重或者哪怕是一样严重。产业工人大量廉价住房拥挤在一起，可能是要比有些农业劳动者或家庭工人曾经居住过的村舍更丑陋；这些状况比起穷人分散在整个农村的时候，确实更足以令地产主或城市贵族心惊忧虑。然而，对于那些从乡村移居到城镇的人来说，这已经是生活水平的改善了；即使工业中心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卫生处理问题——人们其实也一直在缓慢地、痛苦地学习如何解决——但统计资料则可以使我们很有把握地确定：公众的健康状况总体上是改善了而不是受到了损害。

然而，人们对工业化的效应的解释，之所以从乐观的看法转变为悲观的看法，除了社会意识的觉醒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看法的这种转变，并不是发生在制造业地区，这里的人们对于实际发生的事情有第一手的了解，相反，认识上的转变发生在相对较遥远的英国大都市的政治讨论中，这里的人们在新的工业发展的参与相对较少。相信1880年代和1940年代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制造业工人在“可怕的”的条件下工作生活的，其实都是伦敦和南部地区的上层阶级。它是地产主阶层在工厂主起而反对前者热情拥护的《谷物法》、要求实现自由贸易时对后者进行反击的一个论据。正是根据这些保守主义报刊的说法，那些缺乏工业区第一手资料的激进知识分子形成了他们的观点，后来就成了政治宣传的标准武器。

这种关于工业化的兴起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看法，今天人们依然普遍相信，这种看法可以在一位伦敦妇女库克·泰勒夫人（Mrs. Cooke Taylor）写于1843年的一封信中看到，她在平生头一遭访问兰开夏的某些工业区后写下的这封信最清楚地反映了那种源远流长的看法。她记录了她所看到的情况，前面是一段评论，说到了伦敦人对这种情况的普遍看法：

“不用我说，你肯定读到过报纸上讲的有关被压迫者的悲惨状况和他们的主人的暴虐的文章，看了这些文章，我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我同意去兰开夏，实在是太不自量力了；这种歪曲确实是太普遍了，人们轻易地就相信了这些，而根本就不知道问个为什么，何以如此。我举个例子，就在动身前，我参加过市区西头举办的一个大型晚宴，我坐在一位先生旁边，可以说他是个非常聪明也很有头脑的人。就在谈话中间，我说到我将去一趟兰开夏，他两眼瞪着我惊奇地问：‘我真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才会让我去那儿。’他似乎立刻就联想到我这是要到圣伊莱斯[St. Giles，7世纪住在法兰西的隐士，残疾人、乞丐和被社会遗弃的人的主保圣人——译者注]的住处去；在他眼里，兰开夏是个恐怖的地方——到处都是工厂；那里的人由于饥饿、压迫和超时工作，而几乎完全失去了人样儿；工厂主则是肠肥脑满、大腹便便的样子，对民众敲骨吸髓。我对他说，这种情形可实在太可怕了，然后我就问他，‘你是在哪儿看到这些悲惨状况的？’他回答说，‘他自己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但他听人说有这种事；至于他本人，从来没有到过工业区，也永远都不想去。’这位先生轻信、传播报纸上的话，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从来没有费心思探究一下，报纸上说的是真是假。”

然而，令她惊奇的是，兰开夏的状况相当令人满意，库克·泰勒夫人详尽描述了那里的情形，然后，以下面的评论收尾：“现在，我终于在工厂、在他们的住所、在他们的学校中亲眼看到了这些工厂工人，我完全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要为他们奔走呼号？比起其他劳动阶级来说，他们穿得好、吃得好，行为也更端正。”

不过，即使在当时只有一个政党在大声疾呼那种后来被历史学家推翻的看法，我们仍然需要解释，为什么在当时，一个政党——即不是激进主义政党、也不是自由主义政党，而是托利党——的这种看法却会成为19世纪下半叶经济史学家几乎毫不怀疑地接受的观点？原因似乎在于，人们对经济史之所以发生浓厚兴趣，本身就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有密切关系，最早一批专门研究经济史的人士中有很大一部分本身就倾向于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并不只是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阐释”给经济史研究带来的无可置疑的巨大动力；事实上，当时各个社会主义流派都主张同样的历史哲学，试图揭示不同经济制度的相对特征及历史过程中不同经济体系逐次替代的必要性。他们都试图证明，他们所批判的经济体系，即生产手段私人所有的制度，是对人类发展初期更自然的财产共同所有的制度的一种反转；由于指导他们进行研究的理论框架事先就已经明确地认定，资本主义的的兴起必然不利于工人，因此，一点都不奇怪，他们果然找到了自己想要找的证据。

然而，最后的研究成果充满偏见的，不仅仅是那些有意识地把研究经济史当作打造政治煽动的武器的人士——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松巴特（Aerner Sombart）到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都是如此——还有很多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不带成见地探究历史事实的学者也坠入陷阱。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他们所采用的“历史方法”从一开始显示出，它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的一种强烈反弹，因为后者对大众为处理当时人人都抱怨的种种问题所提出的方案，总是爱唱对台戏。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60年中，最庞大、也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就以“教授席上的社会主义者”（Katheder sozialisten）而自豪，而他们的精神前辈。美国“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s）大部分也倾向于社会主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这些学派营造的这种学术气氛使得任何一位年轻的学者要想不屈从于学术舆论的压力，都需要异乎寻常的独立精神。对于一个学者的学术前途而言，再也没有比斥责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更令人恐惧、更致命的了；即使某位学者想勇敢地反对主流派对某个具体问题的看法，他也必须非常小心，加入到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行列中，而千万不能让别人指控自己是资本主义的“卫道士”。把现有经济秩序仅仅看成某个“历史阶段”，进而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预测一个更美好的制度行将出现，这已经成为当时所谓的真正科学精神的标志。

以前的经济史学家对历史真相的歪曲，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他们的一种天真的信念：可以在没有任何理论概念框架的情况下认识这些事实。他们以为，不利用任何理论，也可以疏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联，他们也可能觉得，事实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理论，这样的想法，当然纯属幻想。社会事件尤其格外复杂，因此，如果不借助某种系统的理论提供的分析工具，我们必然会曲解这些事实；那些刻意地回避利用某种明确的、经过考验的逻辑论证的学者，最后的结果常常是沦为他们那个时代流行的观念的牺牲品。在这个领域，常识通常是不那么可靠的向导，而看起来似乎“显而易见的”解释，常常不过是广为传播的迷信观念而已。机器的引入将导致对劳工需求的普遍减少，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略加思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想法乃是源于某种逻辑谬误，是强调了变化的一种效应而无视其他效应。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可以支持这种想法。但那些觉得这一说法是真理的人却似乎总是能发现能够坚定他的信念的证据。他们似乎很容易地就找到了19世纪极端贫困的例子，由此得出结论，这一定是实行机器生产的结果，他们没有进一步深思，工人的工作条件到底是比以前更好了，或者哪怕是比以前更差了。或者人们可能相信，产量的提高肯定会导致无法售出全部产品；那么，当他发现销售停滞后，就可以认为这是肯定了自己的预期，尽管除了普遍的“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之外，可能还存在其他更有道理的解释。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错误的解释、说法，都是出于良好用心；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这些人士的动机，他们唤醒了公众的良知，用惨淡的色彩描绘了穷人的悲惨际遇。我们感激他们的激情，他们促使某些不愿面对现实的人直面令人不快的事实真相，并促成了某些最杰出、最高尚的公共政策行动——从废除奴隶制，到取消对进口食品的关税，到销毁很多根深蒂固的垄断特权和陋规。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记住，为何直到最近，大多数人的条件依然跟100或150年前一样悲惨。但我们不应该在历史已经早就过去之后依然听任人们歪曲真相，影响我们对历史上第一次使人们觉得这种悲惨状况是可以避免的制度的看法，哪怕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热情。工人阶级的要求和雄心本身，从前是、现在也依然是资本主义给他们的处境带来的巨大改善的结果。毫无疑问，是有很多人，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可以阻止他人以更好的办法服务于消费者从而保障自己稳获舒心收入的权力，被自由企业制度的发展给摧毁了。是有许多人，可以出于形形色色的理由而为现代工业制度的发展痛心不已；享有特权的上等阶层非常看重的某些美学或伦理价值无疑受到了工业化的威胁。有些人士甚至怀疑，人口的急剧增长，也即婴儿死亡率的急剧下降，到底是不是一桩好事。但是，如果，并且只要我们以广大劳苦阶级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工业制度之后果的标准，那么，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说，工业制度已经形成了一种总体而言向上的大趋势。

研究者们认识到这一事实，是在新一代经济史学家的崛起之后，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经济学的死对头，也没有一门不为专业圈子以外的人们所知。很可能我们会发现，这些研究成果最终为公众普遍接受的心思要证明经济学家错了，相反，他们自己也受过经济学训练，长期致力于研究经济的变迁过程。不过，这种现代经济史学在几十年前就基本上成为定论的研究成果，迄今仍然过程将异乎寻常地缓慢。这方面的新研究成果并不是知识分子发现它与自己普遍的先入之见暗合因而渴望获得的，相反，这些研究成果与知识分子普遍的信念恰成对立。然而，如果我们对于错误的观念在塑造人们的政治看法的过程中的重要性之估计是正确的，那么，现在确实已经到了立刻用真理最终取代已经统治了大众的思想那么长时间的神话的时候了。正是由于相信，这种变化已经被拖延得太久了，所以，我们才举行这次会议探讨这一问题，下面三篇论文就是提交给这次会议的，最后我们决定，将这些论文汇集起来，呈献给广大公众。

承认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从现代工业的崛起中受益匪浅，与下面的事实当然并不冲突，就是这个阶级中有一些个人或群体还有其他阶级，可以在一段时期内遭受了这一过程带来的痛苦。这是一种新秩序，也就意味着变化将越来越急剧，而财富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主要是人们越来越迅速地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的结果。在这样的气氛中，高度竞争市场的流动性才能得以发挥；一些特定职业确实不那么稳定了，但工作机会大大地增加了，足以补偿这种不稳定性。不过，新制度的扩散是逐渐发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会有一些人，直到如今仍然有一些人，他们的产品完全暴露在市场的变幻无常之中，但却从来没有享受到他人所能获得的更多的机遇。古老的手工业由于被机器生产所取代而陷入衰落的例子被人们广为宣扬（手工织布工人的命运就是人们常常引用的一个经典案例）。然而，即使在这些行业，机器生产所导致的苦难是否就一定比资本主义——它极大地提高了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性——出现之前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连续歉收所导致的苦难更严重，实在是大成疑问。资本主义之前各个时代，普通民众忍受苦难，被认为是自己无法改变的命运，而与这样的社会比起来，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中偶然出现的少数人的不幸，却反倒容易被人认为是不公正，是一种挑战。

要想弄清令人们怨愤的事情的真正原因，甚至更进一步弄清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需要人们比以前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更正确地理解市场体系是如何运转的。人们加之于资本主义制度身上的很多罪名，其实应该归咎于前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之残余或复活：垄断要么是不够明智的国家活动的直接后果，要么就是由于没有弄清，竞争秩序要平稳运行，需要某种合适的法律框架。我们已经提到的经常遭人诟病的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和趋势，事实上恰恰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机制不能正常运转的结果。尤其是为什么及在何种程度上，垄断干扰了竞争秩序的正常运转，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无法在此过多讨论了。

这篇导言没有别的用意，目的仅仅在于点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的一般背景，更具体的讨论需要阅读下面的论文。我相信，这些论文大体上揭示了讨论的大方向，而个别的结论还需要对其所涉及的特殊问题的更具体的研究予以充实。这些论文所涉及的仅仅是比较宽泛的问题的一部分，作者们的目的仅仅在于为他们所开启的讨论提供一些基础。这些论文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历史事实是什么？历史学家是如何呈现这一事实的？为什么？——作者们主要研究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则隐含在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中。只有儒弗内尔先生的文章性质有所不同，它主要是探讨第三个问题；而正因为如此，它所提出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这里所概述的复杂问题的范围之外了。